钱文忠

    出生于一九一一年的季羡林先生今天已经是九十七岁高龄了，在我考进北京大学的一九八四年，季羡林先生也已经是七十三岁，年过古稀了。撇开季羡林先生的崇高的社会和学术成就、名誉、地位不说，就单论年龄，他也已经是燕园一老了。大家称呼他，更多的是“季老”，而不是像门生弟子那样称呼“先生”了。

    这是一位什么样的长者呢？对比自己年长的人——当时冯友兰、王力、陈岱孙等比季老高一辈的人还都健在——季老是非常尊敬的。根据我的日记，一九九零年的一月三十一日，先生命我随侍到燕南园向冯友兰、陈岱孙二老以及朱光潜先生的夫人贺年。路上结着薄冰，天气是非常的寒冷，当时也已经是八十高龄的季先生一路上都以平静而深情的语调，赞说着三位老先生的治学和为人。先到朱光潜先生家，只有朱夫人在，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再到冯友兰先生的三松堂，只有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和女婿蔡仲德先生在家，季先生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最后到陈岱孙先生家，陈先生倒是在家的，看到季先生来访，颇为惊喜。季先生依然是身板笔直，坐在旧沙发的角上，恭恭敬敬地贺年。其时正好两卷本《陈岱孙文集》出版，陈先生去内室取出书，题签，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把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也是起身，半躬着腰，双手接过，连声说“谢谢，谢谢”。冬天柔和的阳光，照着两位先生的白发……这几幕场景过了十七年了，却一直鲜明地印在我的记忆里。

    北大有许多成就卓著的专家学者，在将近二十年前，那是称为中年学者的，行辈、地位自然还不能和季先生相比。季先生对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尊重，不遗余力地揄扬他们。我在这里讲的都不是季先生在公开场合，比如学术会议之类上的举动，都是私下的言谈，不为外界所知的。

    一天，我陪季先生散步到办公楼附近，恰巧中文系的裘锡圭教授正低着头很慢地走在前面，大概在思考什么问题。季先生也放慢了脚步，低声对我说：“你知道吗？裘先生，古文字专家，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还跷起大拇指，微微地晃动。裘先生不久以前接受了复旦大学的邀请，把讲席移回了上海，这实在是上海学术界的幸事，是上海学子的福气了。

    还有一次，当时还在四川大学刚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的朱庆之先生——后来调入了北大并且担任学校的教务领导——评职称，请季先生和北大中文系的蒋绍愚教授写推荐意见。表格当然先送到季先生处，季先生写好封好，命我送给蒋先生。蒋先生拆开一看，愕然说道：“季先生怎么这么写？这可叫我怎么办？”我当然茫然不解，蒋先生微笑着把表格递过来：原来季先生把自己的意见写在了专家推荐栏目的底下一格，这样，蒋先生不就只能将自己的名字签在季先生上面了吗？这怎么会不让当时才四十多岁的蒋先生为难呢？

    再举一个和上海有关的例子。一天傍晚，我照例去季先生家。季先生从书房里拿出一封信来，对我说：“你知道上海有一位徐文堪先生吗？他给我寄了一些有关吐火罗研究的材料，有些我都没有见过，实在是难得，你回上海，一定替我去拜见一下徐先生。”下面我还会介绍，季先生是中国唯一一位直接研究吐火罗语语言本身的学者，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威望，他在这方面的藏书恐怕还要超过国内的图书馆。徐先生当时是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但是，对国内外的学术动态的了解，已经是在国内罕见其匹的了，所以能够提供连季先生都没有见到过的材料，现在早已经是教授级的编审了。季先生对徐先生是推崇备至，凡是见到上海来的朋友，都要提到徐先生的名字。

   那么，对更为年轻的学者呢？季先生更是不遗余力地奖掖，无论自己多忙，也无论自己手头有多少更重要的工作要做，总是乐于为他们的著作写序，这就是季先生序写得如此之多的原因。不仅如此，季先生还往往会在为某个人写的序言里面列举上一大串年轻人的名字，唯恐人不知道。至于替年轻人看稿子，推荐发表，那简直是家常便饭了。然而，也确实有一些年轻人后来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给季先生带来麻烦，但是，季先生总是以非常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他们。也正因为这样，很多年轻人和季先生年龄、地位都相距遥远，但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位长者。

    我在这里举两个例子，是关于季先生请年轻人吃饭的。一次是请我吃饭。有一年假期，我没有回上海，躲在北大。一天，我拉上窗帘关紧门，点上蜡烛看书，隐隐约约听到楼道里有悉悉簌簌的声音，一会儿有敲门声。开门一看，原来是季先生不放心我，在助手李铮老师陪同下，特意来叫我去吃饭。这顿饭吃的什么，今天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但是，开门看见季先生站在昏暗的楼道里的情形，却至今犹在目前。那些年，经常在季先生家吃饭，也经常陪同季先生赴宴，但是，这顿饭是很特别的。

    现在已经是著名历史学家的浙江大学的卢向前教授，当时还在北大读研究生，他应该也有一顿难忘的饭。季先生在研究糖史的时候，曾经托卢先生代为查阅一份敦煌卷子，为了表示感谢，季先生特意在一天中午来到杂乱不堪的学生宿舍，邀请卢先生吃饭。这件事情在北大造成了轰动，传为美谈。

    然而，季先生又要求年轻人为他做过什么吗？我相信没有。很偶尔地，季先生会让我们为他查找一些资料，这原本是我们应该做的，况且还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可是，就连这样的举手之劳，季先生也绝对都要在文章里、书里写上一笔。有不少媒体问过我，季先生工作那么忙，还发表了那么多的文章，是否有学生代笔的？这不算是一个太离谱的疑问。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追随季先生那么多年，连替他写个信封的事情都没有过。

    上面讲的都是和学术界有关的事情。那么在学术界之外，季先生又有怎么样的长者风范呢？还是举几个例子。季先生穿着极其的朴素，经常会被人看成是学校里的老工人。不止一次，季先生会被来报到的新学生叫住，替他们看行李。季先生每次都原地不动地替他们看守行李，有时候会一看两小时。自然，这些学生两三天以后就会在北大的迎新会上，看见季羡林校长坐在主席台上。

    北大有司机班。大家知道，司机可是见多识广的，而且往往并不那么好说话。然而，北大的司机都愿意为季先生服务。为什么呢？季先生每次都会为他们准备一些小礼物，比如当时还比较少见的国外带回来的香烟。可是，这些能够打动司机吗？不能！有几位司机告诉我，他们接送的大人物，几乎都是不怎么和他们说话的，到了家也是自顾自地走了，只有季先生下了车道谢不说，还要站在门口目送车子驶远。这才是令他们非常感动的地方。

    季先生自己生活的简朴，在北大是人所皆知的。但是，他的慷慨知道的人就并不很多了。有不少事情是我经手的，因此我知道的就比较多一些。季先生往自己的家乡小学寄钱寄书那是常有的事情。就连在家里工作过而已经离开了的保姆，倘若喜欢读书，季先生都会给予支持。我清楚地记得一张汇款单子上季先生的留言：“这些钱助你读书，都是爬格子所得，都是干净的。”那件事情是我经手的，所以我的记忆格外清晰。

    实际上，对北大的情况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大概都知道，在季先生九十岁以前，他在北大朗润湖的寓所的大门，几乎是完全敞开的。张中行先生笔下那幕一位小书店老板抱着一大摞书上门请季先生签名的情况，根本就是经常发生的。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前几年，北大接受了一笔最大的捐赠，就是来自于季羡林先生的。这笔捐赠有多大呢？仅仅是古字画就有数十幅！季先生在文革前省吃俭用的钱，几乎都用于此。他收藏的最底线是齐白石，这些收藏当中甚至有苏东坡的《御书颂》。光这些的市场价格应该怎么算呢？可是，季先生捐出的不仅是字画，还有古砚、印章、善本，还有自己毕生积蓄的稿费。总之，季先生把一切都捐赠出来了。而且，季先生还不停地把近年来的稿费捐赠出来。季先生是已经有了曾孙的，他的后代都过着很普通的生活。请问，这是什么样的胸怀？那些无聊而狂妄地评论季先生的人，又做何感想呢？

    我想“季羡林热”的一部分原因，甚至可以说最主要的愿意就在于此，大家都感受到了作为一位长者的季先生的为人风范和人格魅力。要知道这位朴素如老农的长者是留学德国十年的哲学博士，是当时已经为数极少，现在更已是硕果仅存的建国后第一批文科一级教授，是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的文科校长，是全国人大的常委，是一百多个全国性学会的会长、杂志的主编……按照完全可以理解的世俗心态，这里难道不是存在着巨大的不和谐或反差吗？可是，难道不也正是这种所谓的不和谐和反差，反而更加增加了对季先生的崇敬之心吗？

    社会上对季先生的崇敬可以从媒体的报道中清晰地显示出来。季先生在素来洋溢着某种清高和狂傲的北大学子那里，也得到了一种亲切的真诚的热爱。北大校园里，学生不少是骑车如飞的，前面倘若有人挡道，那一般都是大按其铃，催促不已的。然而，我却太多次地看到，只要学生知道前面慢慢地走着，挡住了他们的道路的是季先生，他们都会跳下车来，安静地在后面推车而行，不少时候，季先生茫然不知自己身后排起了一条长龙。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季先生推开家门，发现门前白皑皑的雪地上，画满了来自北大好几个系所的学生的问候和贺年之词，季先生感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这在北大竟然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

    作为一位年高德劭的长者，季先生赢得了大家的心，这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相比之下，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却未必被大家所了解。就连北大的绝大部分教师和学生也包括在内，大家主要是通过季先生的上百万字的散文随笔、数百万字的译作、季先生对宏观文化和社会情势的某些看法来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那一面的。这当然没有错。但是，却实在没有搔到痒处，却实在只是停留在很不完全的表面。尽管季先生的散文随笔真挚感人、脍炙人口，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位作家；尽管季先生的翻译作品涉及古今中外好几种文字，其中还包括吐火罗语在内的死语言，在文化大革命被迫看守门房、清扫厕所的艰难环境下，更是以一人之力，惊天地泣鬼神地翻译了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个翻译家；尽管季先生的一些宏观理论见解引起了全社会乃至国外的广泛关注和议论，被广为传播报道，他主要的却绝对不是一位理论家或评论家。

    对于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看呢？

    季先生前一段时间公开表示要辞去诸如“学术泰斗”、“国学大师”、“国宝”之类的“帽子”，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的关注。这固然是季先生一贯的深怀谦虚的表示，但是，也未必就不是反映出了季先生的目光看透了表面的热闹红火，对背后的忘却冷漠多少有所抱憾。

    我在接受《解放日报》记者的采访时，曾经说过：“毕竟，季老和我们身边、社区里的某一位慈祥、正直的老人还是有所不同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其实也并不复杂，季先生无疑是一个历史人物，自有其历史地位。但是，这个地位的确立，首先因为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我们应该努力去了解他在学术史、精神史上的创获与贡献。

    “学术泰斗”、“国宝”是一个不重在反映专业学术领域的尊称，我们可以先不去讨论。“国学大师”云云，实际上就作为学者的季先生而论，也确实有未达一间的嫌疑。其实，季羡林先生研究的主要领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学，他不从朝代史、制度史的角度研究历史，不关注严格意义上的经学，也不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来研究古代文学。通常我们所说的文史哲只能算季先生的“副业”。

    那么，季先生的主要领域是什么呢？他的“看家本领”是什么呢？他又是凭借什么样的重要贡献才会在国际学术界拥有如此高的声望和地位呢？

    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说，季先生的主要领域和“看家本领”，乃是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梵文、巴利文、包括佛教混合梵语在内的多种俗语、吐火罗语，并由此解决印欧语言学和佛教史上的重大的难题。我在新近出版的《季门立雪》的封底，特意标出了这么一段话，我相信季先生也会认可的：“如果说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一条贯穿其中的红线，那么，这条红线非印度古代语言研究莫属。无论是对于研究中印关系史、印度历史与文化、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吐火罗文、糖史，还是翻译梵文等语种文学作品，先生在印度古代语言研究领域的工作、成就、造诣，都具有首要的、根本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极其冷僻的专业领域，很少有人了解。大家对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大有隔膜，是一件丝毫不奇怪的事情。我在这里受场合和时间的限制，也没有可能予以详细的评说，只能尽量用最简单的语言做最简略的介绍，希望对大家了解季先生作为学者的一面有所帮助。

    季先生的主要的学术生涯和学术贡献都可以非常清晰地被分成三段。从一九三五年赴德国哥廷根大学留学到一九四五年回国为第一阶段。季先生的留学，抱有一个和当时的流俗截然不同的想法，那就是绝对不利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先天优势，做和中国研究有任何关联的题目。换句话说，季先生对那种在国外靠孔子、庄子、老子把洋人哄得一愣一愣以获得博士学位，而回到国内却又靠黑格尔、康德、尼采把国人唬得一愣一愣以成为名教授的人，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决心进入当时国际人文学科的最前沿，在洋人拥有巨大先天优势、深厚传统的印欧语言学领域里大展身手，所谓入其室、操其戈而伐其人。因此，季先生留德期间所学的课程和汉学几乎完全无关，他的主科是印度学，副科是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主要精力放在梵文、巴利文、吠陀文、佛教混合梵文、俗语、吐火罗语、俄语、南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等的学习和研究上。季先生留德期间完成和发表在德国最权威刊物上的几篇非常厚重的论文，都以当时印欧语言学领域最前沿的问题为关注点，并且引起了轰动，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论文不仅解决了所要讨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方法论层面的重要贡献：比如，利用语尾变化、特殊的动词形态等语法形式，在几乎没有信史资料的情况下解决佛典的年代和来源问题，利用不同语言的平行译本解决还几乎处在破译阶段的吐火罗语的语义问题，甚至还解决了古希腊语里面一个从未得到确切理解的重要语尾的问题！这些都是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意义的。季先生本人有《留德十年》，大家可以参看。

    一九四五年，季先生放弃了在德国的教职和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离开德国，到一九七八年，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可以看作是季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二个阶段。这是三十四岁到六十五岁，学者最珍贵的黄金年龄阶段，这理应是季先生学术生涯最辉煌的阶段。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却是最暗淡无光的苦难的时期。这个阶段勉强还可以一分为二。一九四六年到文革的二十年为前半阶段，受到国内资料和对外联络、政治环境等等的限制，用季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只能“有多大碗，吃多少饭”了。季先生无奈地放弃了在德国已经打下极好基础、具有极高起点的本行研究，被迫转而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印交流史、佛教史研究以及翻译工作上。至于从一九六六年以后可以看作是后半阶段，季先生几乎被迫害至死，好几次被打得只能自己爬回家，好几次动了自杀的念头，哪里还谈得上什么学术研究。只有在文革的后期，季先生担心自己把梵文给忘了，偷偷地开始翻译《罗摩衍那》，这完全不是季先生的本意，我们只能说这是伤心滴血的辉煌了。季先生的《牛棚杂忆》就是写自己在这后半段的遭遇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部记录疯狂野蛮时代的杰作。

    第三阶段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当然到今天也没有结束。季先生恢复了学术研究，在承担常人无法想象的繁重的社会、学术领导工作的同时，真是争分夺秒，以拼命的态度抢回失去的时光。在这个阶段，季先生有机会接触国外的最新材料，于是接续在留德期间奠基的研究，不断地发现、补充新材料，进一步论证推衍自己的判断和结论。第二阶段无奈地开始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佛教史的研究，也在这个阶段绽放出奇光异彩，厚厚的一部《糖史》就是证明之一。季先生还毅然接受了一个巨大的挑战，研究、翻译、考证了新疆发现的、篇幅最大的吐火罗语文献《弥勒会见记》，这项研究难度之大、成就之高，震撼了国际学术界。大家别忘了，这时候的季先生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了，且不说他肩上担负着多少重要的工作，就以这样的高龄承担这样的研究任务这一点而言，就已经足以让我这样的后生小辈叹为观止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一直到今天，季先生还是中国唯一一位可以释读吐火罗语本身的学者，也就是说，如此高龄的季先生在为捍卫吐火罗语发现地中国的学术荣誉而孤身奋战！这怎么能够不让我这样的门生弟子、后生晚辈汗颜呢？

    我上面的介绍远远不足以涵盖季先生作为学者的成就。好在我写了《季门立雪》，里面有相对而言比较全面的介绍。

    我们还必须牢记，在这第三阶段，季先生的大量精力还投入到包括敦煌学、吐鲁番学、比较文学等等等等新的学术领域和学术组织的开创、建立、完善上了。我在前面提到过，季先生曾经一身担任了一百多个学术领导职务，为新时期中国学术的繁荣发展呕心沥血、竭尽全力，做出了别人无法替代也很难相比的巨大贡献。季先生赢得中国学术界的广泛尊敬，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对季先生抱有一份感激之情吗？

    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季先生最大的魅力，就是仿佛无法用堂皇的语言来言说他的魅力。我这么说，也许会令很多人感到失望。但是用在季先生身上的形容词，最合适的大概还是纯粹和平淡。季先生当然不是神，也不是圣人。但是，作为一个从各种运动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保持了人生的清白坦荡，任何人无法对这一点有任何指责和争论。该守望、该坚持的东西，季先生一样也没有放弃。

    在那个年代，季先生这样的人原本是一个群体现象，而到了现在，季先生和他那样的人成了孤零零的个体现象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个对他人、对社会满怀着爱和责任感的老人，在一个普遍以自我为中心的年代里“走俏”了；一个像土地般朴素、真诚，从来不追名逐利的老人，在一个讲究包装、炒作、媚俗的年代里“走俏”了，这就是我说“看不懂”的原因。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时代正需要这样的世纪老人，在季先生的身上寄托了善良的人们太多的精神梦想。对季先生的这种珍惜和尊崇，当然让我这个弟子感到快乐，但同时也让我陷入到一种茫然和悲哀之中：难道我们不应该看到，在这股热的背后隐藏着在精神、道德和人文情怀方面的贫乏和苍白么？

    季先生已经到了天高云淡的境界。我在想，老人家若是知道了我今天的这些讲演，会说什么呢？老人的心里会怎么想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季先生也许会像巴金老人这样说：

   “从现在起，我是为你们而活。”

 近日，我获悉自己被新浪网络列入“2007年网络盛典文化人物”评选的十位候选人之一。我事先并没有得到任何通知，但是，我依然备感荣幸。对新浪网的雅意，我表示感谢。

   我平时很少上网，近期由于工作日程安排极满，所以，上网的时间更少了。在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才抽时间上网略加关注。我觉得，有几点意见，必须在这里向大家加以说明。

一，非常感谢新浪网和有关方面组织这样的评选，毫无疑问，这是很有意义

的活动。希望有更多的新兴媒体和传统媒体组织类似的活动，引发大家的关注和兴趣。

二，我本人虽然也在2007年做了一些事情，但是，还远远没有到有资格被列

入十位候选人的程度。我所做的，和其他九位相比，还差得很远；和自己内心深处的自期相比，也是差得很远。我实在没有这个资格。

三，其他九位候选人：季羡林先生是我追随23年的恩师，他毕生致力于中外

文化研究和传播。他的学术成就，是我绝对不可能企及的。这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至少就中国传统而言，我怎么能够和自己的恩师并列呢；金庸先生和白先勇先生、琼瑶女士都是我仰慕已久的前辈，可以说，我从小读他们的书，受他们的恩惠；李零教授则是我相识近20年的前辈学长，他和我是“风谊师友间”，我经常拜读他的著作；傅佩荣教授，也是我心慕已久的大家，并且有一面之雅，我对他的造诣非常佩服；方力均先生的艺术作品，我也有幸观赏，给我带来精神上的震撼。

四，我更加开心地看到，有三位百家讲坛的主讲人列名其中。他们都是我非

常熟悉和要好的友人。王立群教授是学界和讲坛的前辈，对我很是关心，时有指教；于丹教授虽然在年龄上和我是同辈，但是，她的渊雅博识，她对文化传播的深刻理解，是我很钦佩的。他们做出的贡献，是很多人认可的。我是不能与他们相比的。我高兴的是，这说明百家讲坛在2007年文化事业上所做的事情，得到了认可和欣赏。

基于以上考虑，我敬请新浪网将我撤出十人名单，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和参与

这项有意义的活动。谢谢大家。

下文是钱老师11月30日赴西安时，在大慈恩寺与增勤法师对谈时的发言整理稿第一部分，未经钱老师本人审阅。

相关阅读（图片）可参照：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7057b01000cuo.html

首先非常的荣幸，也非常的高兴，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恭逢一个盛会。我来过西安多次，也来过大慈恩寺多次，但是一直没有因缘拜见非常尊敬的增勤大和尚。今天上午我有机会向西安的媒体记者们请教，我讲过这样一番话，故都西安拥有大慈恩寺，故都西安拥有增勤大和尚这样的大德高僧，是这片人民和土地的福气。我自己能有机会在王咏琴主编的指导下，在《百家讲坛》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带着一种感恩的态度完成36讲的《玄奘西游记》，对我个人来讲这本身就是一次心灵的朝圣。我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不管时间的长河还要流淌多久，不管在这片土地上将会发生多少事情，玄奘法师作为我们这个民族的脊梁，将永远挺立在我们繁衍、生活、工作、追求、梦想的这块土地上。

今天来到大慈恩寺，这是玄奘法师的道场，正如大和尚所讲，玄奘法师在这里整整驻留了11年，在这里见证了今天依然屹立的大殿。这是一块充满着崇高、充满着信仰、充满着真诚的一块土地。今天能够来到这里，我只觉得自己的渺小，觉得自己的浅薄。尤其在今天，在增勤大和尚还有大慈恩寺当家大和尚等人的指引之下，我有幸不仅礼拜了玄奘法师的法身，还有幸礼拜了玄奘法师的舍利，更有幸的是，也是我从来没有敢梦想的是，今天还礼拜了释迦牟尼佛的真身舍利。这样的因缘，不是一个像我这样功德如此浅薄的人所能够担当的。我愿意把它看成以增勤大和尚为代表的佛教界的高僧，对我这样一个佛学界的后生小子的一种期望。我想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或者在今后的讲述当中，不管我研究什么课题，不管我讲述什么内容，我都会本着一份感恩的、慈悲的、坚定的心来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希望我今后再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再次拜见各位大和尚的时候，心里能够少一点愧疚之情。谢谢大和尚，谢谢各位高僧。

玄奘在中外历史上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有很多人，我们在历史上可以寻找到与他类似的人，比如我们讲孔子，我们知道，他诞生在我们历史上所谓的中兴时代，也就是在孔子降临在这个世界的时候，整个世界范围的文明出现一个非常独特的因缘。西方产生了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这么一批伟大的人物，印度诞生了释迦牟尼佛以及其他重要的人物。我们可以找到与他很类似的一个人，但是像玄奘法师这样的人物，在人类的宗教历史上，在人类的文化历史上，如果你要寻找一位跟他非常相近的人，或者说大致可以认为足以与他比肩的人物，实际上很难。为什么会这么难？那就说明他是一个有特殊造就的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如果按照我们《西游记》里的讲法，我想那是一个被娱乐化的玄奘形象。为什么这样一个形象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会凭借着《西游记》在民众当中传播，这对我是一个困惑。但是我想也许正因为玄奘法师在我们文化的传统当中太独特了，我们的民族没有办法理解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所拥有的这个人物，实在没有办法才只能把他给娱乐化：给他配上孙悟空，配上猪八戒，配上沙僧，让他走遍世界。

温州城北瓯江中江心寺有副据说是宋朝王十朋撰写的对子，描写该寺的江景：

雾朝朝朝朝朝朝朝朝散
潮长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它是读音应该是：

雾早朝早早朝早朝早散
潮常涨常常涨常涨常消

无独有偶，山海关孟姜女庙也有副对子，据说是明朝怪才徐渭所作：

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

应该读作：

海水潮朝朝潮朝潮朝落
浮云涨长长涨长涨长消

徐渭看起来颇好此道，他又跑到四川长文县朝云庙，大概还是有感于地名里的“长”和庙名，又来了一对：

朝云朝朝朝朝朝朝朝退
长水长长长长长长长流

大家应该可以猜得出怎么读了。同时，也不妨思考一下这三副对子是否还可以有其他的读法。这是个有意义的游戏，可以让我们领略自己母语的特色。

这条史料的可靠性当是无疑的，那么，扶桑国是不是今天的日本呢?

据汪向荣统计，中国正史中有16种17篇现为学界公认的日本专传，这些传中对日本的称呼共有五种：倭(《后汉书》《梁书》《北史》)、倭人(《三国志》《晋书》)、倭国(《宋书》《南齐书》《南史》《隋书》《旧唐书》)、日本(《新唐书》《元史》《新元史》《明史》《清史稿》)、日本国(《旧唐书》《宋史》)。《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汪向荣著，岳麓书社，1985年，第10页。在首次出现“扶桑国”的《梁书》中也同时出现了“倭”。

关于“扶桑国”的研究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历史地理》创刊号发表了朱方的论文《“扶桑”讨论综合评述》。在详尽地描述了“扶桑”问题的研究史后，朱方提出了自己的扶桑即日本的观点。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在《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兼论文化传播问题》(改稿见《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选》，1988)的论文，内中亦叙及扶桑问题的研究史。为了使本文有一个较通贯的体系，还是参考两位先生尤其是朱方先生的大作，描述扶桑问题研究史如下：

研究扶桑问题的学者主要有二派。

一、　持“扶桑国”地处美洲说派。早在1761年，法国汉学家J.De Guignes提出了名叫Recherches sur les Navigations des Chinois du cté dé l Amérique的报告；1972年，美国Henriette Mertz在Chicago发表了Pale Ink， Two Ancient Records of Chinese Exploration in America这本著作。在长达二百余年的历史里，E.P.Vining的《无名的哥伦布》集其大成，全书八百多页，被日本著名学者桑原骘藏称为“不得不认为一部杰作”。他们都认为“扶桑国”地处美洲，是中国人发现了美洲。

解放前，中国学者又把“中国人发现美洲”的时间提前了许多。1908年章炳麟的《法显发见西半球说》，把耶婆提拟定为耶科陀尔，然后又比定为今日之厄瓜多尔，此误。后陈志良又提出殷民东迁迁到美洲说，亦误。解放后，邓拓(马南村)和朱谦之都写了一系列文章，持美洲说。

二、　持扶桑非美洲及扶桑即为日本说派。1831年，德国东方学家J.H.Klaproth用法文发表了题为Recherches sur le pays de Fou Sangmentionné dans les livres Chinois et pris mal propos une partie de l Amérique的论文，在承认《梁书》记载大体可信的同时，否定慧深所传的真实性。提出扶桑不在美洲。荷兰汉学家G.Schlegel同意此说，1892年发表论文，题为Problmées géographiquses. Les peuples  étrangers chez les historiens chinois. I FouSang kouo， Le Pays de Fousang，此文有冯承钧译文，即《中国史乘中未详诸国考证》第一卷中的《扶桑国考证》，提出了扶桑即日本或库页岛的说法。
持扶桑即美洲说的学者，恐怕无法不承认罗荣渠先生的两篇论文在否定扶桑即美洲说这方面是无懈可击的。罗先生从地望、社会情况、物产、人类学、佛学甚至海流等多方面完全驳倒了美洲说。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扶桑不在美洲，可是扶桑究竟是不是今天的日本呢?

我认为扶桑只能是日本。G.Schlegel曾说，《山海经》、《十洲记》中有关扶桑地望的记载要比《梁书》更为确实些，的确如此。先让我们看看《十洲记》。

《十洲记》题名东方朔撰。此书《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宋以后不见。可是《古今图书集成》收有《十洲记》有关扶桑的一个片断。

扶桑在东海之东岸，岸直。陆行登岸一万里，东复有碧海，海广狭浩汗，与东海等。水既不咸苦，正作碧色，甘味香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万里。

按此扶桑之地望除了是日本，不可能是别的地方。所谓“地方万里”、“登岸一万里”，是汉文史料中常见的夸大性描述，不足道也。也许正如把海水写作“甘味香美”一样，也是一种对神仙所居处的理想的诗化。依据这条材料，把扶桑比定为今日的日本恐怕不是毫无理由的。

下面让我们再细致地研读一下《山海经·海外东经》中有关扶桑的一段文字:

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齿，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日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

下有汤谷。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技，一日居上技。

这段文字中所见之“扶桑”，郭璞《注》曰：“扶桑，木也。”郝懿行《笺疏》：“扶当为。《说文》云：桑，神木，日所出也。”袁珂在其以神话角度进行研究的《山海经校译》本中亦将扶桑释为大木。然而，如果我们抛去陈见，细细研读，就可以发现，此处之扶桑，实在不是指一种树，而是一个地名。

首先从文字上看，“汤谷上有扶桑”此句完全可以断句，即此句与下文“十日所浴”云云关系不大或根本没有联系。

其次，下文“居水中，有大木”，联系上文，只能理解为“扶桑”这个地方居于水中，这个名为“扶桑”的地方长有大木。

再次，倘如“扶桑”二字确指大木，一来上下文重复繁笔，二来据郝懿行《笺疏》，“扶”只有为“”，方可以与《说文》相符。

最后，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即如何理解“汤谷上有扶桑”之“上”字，如果把它错误地理解为“在汤谷这地方的范围内”，那只能说“扶桑”这种大木在汤谷，又在黑齿北。这自然不合情理，且无法与上文“下有汤谷”相对应。此“下”字只能理解为“南”，此“上”字亦唯有释为“北”方合文意。

综上所述，《山海经·海外东经》提供了“扶桑”的相对地望，即它在黑齿国以北。

我们再来看一下黑齿国。按此名又见于《梁书·倭国传》下：“其(倭国——引者)南有侏儒国，人长三四尺。又南黑齿国……。”

蒙北京大学严绍先生赐教，“黑齿国”此名本身反映的就是日本岛上较早的居民Ainu人(即ProtoJapaness)的习俗及生理外表特征。他们性喜染齿为黑色，故谓也。今天，在北海道尚可见到。而“黑齿国”之类，只是上古时代日本列岛某一地区的称谓。

上已论证，《山海经·海外东经》中的“扶桑”当为地名，而《梁书》中的黑齿国与《山海经·海外东经》中的黑齿国无疑同一，那么扶桑就在黑齿国或更在黑齿国以北，而史书明载黑齿国又在倭国之南，倭即为今天之日本殆无疑义，更考以《十洲记》，则扶桑之地，即处今日之日本，同样也是毫无疑问。

论述至此，从严格的角度讲，还应该阐述《梁书》中的扶桑国与上述之扶桑国是否同一。

我认为《梁书》中的扶桑国就是《十洲记》、《山海经·海外东经》中的扶桑国，即今天日本或日本某地。

首先，扶桑一直有“东方”的含义。考诸后来史实，倭国于隋大业四年(608年)改倭为“日本”，除了“倭”字不雅，还因为他们自己认为本土是日之所出、是日之所本，故名。而《梁书》中的扶桑，显系《十洲记》、《山海经·海外东经》中的扶桑无疑。

其二，《十洲记》、《山海经》在隋以前很早就已流传，姚思廉编《梁书》时，虽然慧深口述中并无“扶桑国”三字，但因其土多扶桑木，又地望相等，故名。

其三，在总述中，姚思廉明述，扶桑国此名在以前向未听说，此岂不与前述矛盾?其实，姚思廉所说的从前向未听说的国家，只是慧深所从来的那个国家之名并不知悉，加以“扶桑”之名的，是姚氏自己。再则，“扶桑”之名，史书中虽不见，别的书中却屡见，姚氏之说，当专指史书。

其四，既然扶桑之名首见于史书，为什么姚思廉却把它紧排在倭国之后?这不能用巧合来解释，一国多名本是常见。姚氏此举，非唯审慎，且有匠心于此。

所以，扶桑国即指日本，当无疑义，也只有承认这一点才能解释朱方上引文中罗列的众多史实。

关于唐僧,我们又知道些什么

    在第21个黄金周,西安市共接待游客168.23万人次，同比增长16.65%；旅游总收入8.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76%。作为游客首选的旅游景点，大雁塔大慈恩寺更是人气节节攀升，据西安市假日办提供的数据显示，仅10月5日当天，大慈恩寺、大雁塔就接待游客8170人次，同比增长10%，10月６日，接待游客3120人次，同比增长多达28％。

    这个景点何以如此令人神往？在此，我们不得不啰嗦几句，先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大雁塔大慈恩寺的背景。

    大慈恩寺始建于隋开皇九年（589年），初名无漏寺，唐贞观二十二（648）年扩建。作为中国佛教法相唯识宗的祖庭——大雁塔修建于唐永微三年（公元652年），首任寺院住持玄奘法师亲自操持修建（初为五层，武则天时改建为七层），遂形成“因寺而有塔，因塔而荣寺”的格局。

    在漫长岁月里，大慈恩寺随着社会动荡而潮起潮落。1949年后，大慈恩寺四十年没有方丈，寺内杂草丛生，管理混乱。2000年11月，经增勤法师监造，总投资4100万元、占地11300平方米的殿堂式建筑群落——玄奘三藏院，在大雁塔北侧落成。这是大慈恩寺继明清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营建工程。当年11月21日，为纪念玄奘法师诞辰1400周年，大慈恩寺从南京灵谷寺迎请的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安奉在玄奘三藏院大遍觉堂内。次年1月18日，这座千年古刹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区（点）。

    除了三藏院，大雄宝殿也是大雁塔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今年年初开始，管理部门正在对大雄宝殿大加修缮。据寺院管理工作人员讲，这项工程是解放后对大雁塔进行的最为彻底的一次修缮，现已接近尾声。

    大雁塔共占地76亩，全寺共有四十余人。颇具规模并有现代气息的大雁塔北广场的建成开放，使大雁塔人气高涨．年接待游客已达百万之众。

　　央视《玄奘西游记》的播出，使大雁塔成为一个众人关注的焦点．但人们对玄奘究竟了解多少，对玄奘西游和小说＜西游记＞又有怎样的认知？下面是我们的采访结果．

    在西安大雁塔南广场竖着一尊巍峨的玄奘拄杖免冠像，来此的人大都知道这个像是谁，并争抢着在此摄影留念。江西一个１０岁女孩说，她不喜欢唐僧，《西游记》里的唐僧有帽子。同岁的乾县张孟欣第一次看到唐僧像，觉得塑像和小说里的唐僧一样，还穿着衣服（袈裟）。

    和张孟欣持同样看法的是一位来自河南的75岁老太太，她刚到西安，还没上大雁塔。她知道背后这个塑像是唐僧，和小说里的唐僧一个样。

　　72岁的退休教师彭前隆来自成都，退休前在四川省大住中学教化学。他认为唐僧为传播佛教做了很大的贡献，身经坎坷百战，意志坚定不移，对中国的佛教影响很大。《西游记》里的唐僧一心想为人民好，为群众好，所以妖怪鬼魔，想吃他他都不怕，终于取得成功。其孙女上小学六年级，现住西安，所以早就知道那是唐三臧。

    大学生们大概是来此游玩最多的一群。大三的湖北刘某第一次来这里，他认为《西游记》里的唐僧是在史实的基础上虚拟出来的，那个唐僧任劳任怨、吃苦耐劳，而真的唐僧象佛，庄重、严肃。另一个在临潼学习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的大二学生说，他是被同学带过来的，之前不知道大慈恩寺，也不知道真实的玄奘，只看过《西游记》，没有刻意去了解。

    李群益和同学朱佩兰都来自江苏张家港，她们现在西安学英语。尽管李同学以前来过一次，但她毫不掩饰自己对唐僧这个人物的厌恶。虽然唐僧很慈悲，可是他肉眼凡胎，每次都耽误事情。历史中的唐僧她却知之甚少。

    周道恩祖籍湖北，在陕西职业技术学院上学。此前他来过几次。他说唐僧是一个得道高僧，大慈恩寺就是唐僧存放经书的地方。对真实的唐僧知道较少，都是通过小说了解的。

    刚刚大学毕业的王同学陪母亲逛大雁塔，52岁的母亲知道大慈恩寺前的塑像是玄奘，但对真的唐僧不了解，也不清楚大慈恩寺，但她说，《西游记》里的唐僧很唠叨。

    河北的王女士做统计工作，她说慈恩寺是唐僧藏经的地方。《西游记》讲唐僧历险的过程，那个唐僧是一个取经的和尚，比较懦弱一些。他和历史上的唐僧在性格上截然不同，但具体哪一方面也说不太清楚。

    来自新疆的一位中年男子在玄奘像前频频和同伴留影，问他塑像是谁却哑然失语。他说他就在大雁塔底下随便转转，也不准备上塔。

    广东三水的蔡女士是个生意人，平常根本没时间去游山玩水，这次来西安也是迫不得已——她向儿子承诺过带他来西安看看。儿子上初一，酷爱《西游记》，花果山、水帘洞，凡是书里描绘的地方都想去逛逛。这次遂了心愿，好不快活。虽然他爬过大雁塔，却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反正就爬过了。当然也忘不了在唐僧塑像前多拍几张。

    个体户李先生来自河南，他对历史上的玄奘没啥概念，只是认为唐僧对佛教影响比较大，而小说中的唐僧与现实相差太多。其太太插话说，《百家讲坛》上就讲玄奘。她说玄奘应该是个历史人物。小说本身带有神话色彩，但是历史上确实有唐僧这个人，而且他确实把佛教由印度引入中国，本身他就是把佛教发扬（光大）了，这点是不能否认的。她还说，大雁塔早都有了，后来才改名为慈恩寺。李先生承认电视剧里唐僧是塑造的人物，他了解唐僧都是从《西游记》里了解的，而事实上的唐僧是咋回事，则很少去了解，光知道他是从西安出去从印度取回了真经。

    安徽商人任先生说，小说中的唐僧有教育意义，内心善良，正儿八经地把真善美体现了出来。历史上的唐僧了解的不多，不够透彻，只知道他取经以后，就在这儿开始修经书。小说就是一个典型的剧情而已，但画面上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完全是两个概念。

    长安县的侯姓小伙子在此以为游人拍照谋生，他之所以选这里，感觉这里背景好看。历史上的玄奘他不太知道，“说白了，他就是一个人。书里就是拿孙悟空作背景，衬托这个人。”听人说，当时唐僧就在寺里头翻译经书，他好象是第一代主持人。“有的游客把这个塑像当成释迦摩尼，我就纠正说是唐僧，《西游记》里的唐僧。多数人都知道这是孙悟空他师傅。”

    一位僧人来大慈恩寺修行好几年了，老家是石家庄的。在他眼里，唐僧是一个法门领袖，佛教领袖，是一代高僧，开禅祖师。也是个翻译家、旅行家。唐僧是老百姓的称呼，应该叫玄奘法师。《西游记》是虚构的，只有唐僧这个人是真实的，唐僧原籍河南，13岁时跟二哥出家。吴承恩看了唐僧事迹以后，对佛教有了一些了解，但那是小说，不能完全按照佛教的东西去写，有时夸张一些，有时神话一些。

   　苏州的刘先生和家人借假期来西安走亲戚，顺便来大雁塔走走。他觉得大雁塔那么有名气，还会有谁不知道啊。提起大雁塔，刘先生兴致颇高，他说唐僧当年就是从这里出发去西天取经的，这里也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只是他分不清历史上的玄奘和小说中的唐僧，在他的印象里，大慈恩寺门前这个铜塑像玄藏，身披裟，手携杖，和《西游记》里的唐僧差不多。至于如何评价这个历史人物，似乎难住了刘先生，他觉得不好说。

《水浒传》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

这武大郎，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清河县人见他生得短矮，起他一个浑名，叫做三寸丁谷树皮。

研究《水浒传》者亦夥矣，然于“三寸丁谷树皮”大多不施句读。偶亦见有点作“三寸丁，谷树皮”者，当因见下回有“三寸丁儿”之故。以作者之浅陋，尚未见他说。

案武大郎既“生得短矮”，而“三寸丁”于丁中实不为短，所拟已可谓不伦；“谷树皮”云云，更为不辞。则“三寸丁，谷树皮”之断句为解，自系不当，可置不论。

近得读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林梅村教授《卢文文献：中国藏品（1897—1993）》[Kharos·t·hι Bibliography: The Collection from China（1897～1993），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0（1996）  2， pp.188～220]，文中有云（p.200），据敦煌本唐代地理写卷，Toyuk（今吐鲁番吐峪沟）作“丁谷”，其地有佛教洞窟寺“丁谷寺。”（可参I.Gershevitch教授《大夏语铭文与写本》（Bactrian Inscriptions and Manuscripts），载《印度日耳曼语及普通语言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Indogermanistik und allgemeine Sprachwissenschaft， 72，  Berlin， 1967， pp.59～78）。

此写卷当即敦煌所出《西州图经》残本，内云“丁谷窟有寺一所，并有禅院一所。”据王炳华教授《访古吐鲁番》（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页101），此寺等历经俄、德、日国所谓探险家劫掠，地震破坏，虽已破败零落，然至今犹存。
Gershevitch教授于上揭论文中，更涉及9世纪和阗文地理写卷一份，其中称Toyuk为ttiyka。  J.Hamilton教授撰有《论钢和泰写卷之作者》（Autour    du manuscript StalHolstein，  TP，  46，  1958），考论汉语“丁谷”及和阗文“ttiyka”极有来自吐火罗语A  “trun·k”或吐火罗语B “tron·k”之可能，而以trun·k与tron·k之原始型当系trunqos，其语义正是“洞、窟”（cave， grotto）。当可视同于拉丁语之truncus或antrum。

以印欧比较语言学角度观之，上列诸说甚辩。如是，则“丁谷”二字或系外族语词之汉语译音。《西州图经》之“丁谷窟”，“丁谷”者译音，“窟”者表义，正与古之“沐猴”（参张永言教授《语源探索三例》，收入氏著《语文学论集》[增补本]，语文出版社1999年版，页262～284），今之“啤酒”、“沙发椅”、“摩托车”等等同例。译者固极具巧思也。

若是，则“三寸丁谷树皮”云云，可得一新解。以武大郎短矮丑陋，复无识见，犹如洞窟中之树，为阳光雨露所不及，不得发舒，无由参天，只及“三寸”。“皮”者云云，复言武大郎之丑、之弱。

“丁谷”一词，至晚于唐初已混入汉语，久而久之，世人于其外来词身份已不复省忆。《水浒传》之作者实不解此，遂于第二十五回“王婆计啜西门庆，淫妇药鸩武大郎”中，叙及武大郎被西门庆“踢中心窝里”后，作诗曰“三寸丁儿没干才”，径将“丁谷”腰斩，而弃“谷树皮”于不顾矣。

此外尚有可论者，案“洞窟”与上揭吐火罗语trun·k、 tron·k，于音于义，似均无不洽。若幸有精通对音勘同之博雅君子，证成“洞窟”一如“丁谷”，亦系外来语词，以其译音译义圆融无间，浑然天成，则译法之高妙，又远出“丁谷”、“丁谷窟”之上矣。